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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掳走马杜罗夫妇的画面将21世纪国际政治骤然推回强权肆意捉拿他国元首的黑暗年代。中国外交部罕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定性，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总统和夫人”——这不是寻常的外交表态，而是捍卫《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的全球正告。

美方演示的是”霸权即法理”的旧时代逻辑：将合法元首视为可跨国缉拿的罪犯，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而中方”立即释放”的呼吁，基于”法理高于强权”的现代国际关系基石——否认单边行动的合法性，直指其行为核心的非法性。

这不是斡旋或调停，而是向世界宣告：无论一国多么强大，都无权以武力绑架他国民选领导人；无论其编织多么复杂的法律外衣，本质都是对国际社会最低行为准则的根本破坏。中国的声明，是在为摇摇欲坠的国际法治体系筑起最基本的防线。

此次事件标志着美国干涉模式发生危险质变。冷战后美国历次政权更迭仍集中于政权本身，而此次”抓捕-移送”行动开启了”领袖人身清除”模式——绕过一切政治颠覆过程，直接对目标国领导人实施定点清除式绑架，以最羞辱的方式摧毁该国人民的精神象征。

特朗普宣称要将马杜罗”带到纽约受审”，试图用国内司法程序为军事侵略披上”依法执法”的外衣。这无异于宣告美国法庭可以审判他国元首，国内法可成全球执法依据。中国外交部严正指出其”违反国际法”，正是要斩断这危险的逻辑链条。

这个先例一旦被默许，世界将彻底退化为没有规则和安全保障的超级丛林——任何被美国视为不合法的外国领导人都可能面临跨国抓捕，”强权绑架即合法”将成为新常态。

智利总统博里奇”今日委内瑞拉，明日任何一国”的呼喊，道出了全球南方国家乃至所有中小国家的普遍恐惧。当美国可因石油掳走一国总统，明天便可因任何战略利益对另一国如法炮制。在单极霸权不受制约的思维下，国家主权这一现代国际关系的根基已名存实亡。

因此，中方的回应既保护马杜罗夫妇，更守护让所有国家得以共存的基本框架。若国际社会此刻沉默，就等于默许了”强权绑架即合法”的新规则——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将生活在美国”全球逮捕令”的阴影之下。

这不仅是对拉美”门罗主义”的终极实践，更是一种以绝对武力为后盾、面向全球的新帝国主义宣告。

中国的呼吁实质上是对国际社会良知与行动力的终极拷问：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用无数鲜血换来的战后秩序，是否将被一个超级大国的肆意妄为彻底埋葬？

美方已将世界推到十字路口。一条路是沿着霸权斜坡滑向无政府状态和全球对抗；另一条路是国际社会基于道义和法律共识形成制约力量，迫使美国纠错，回到联合国框架对话。中国的立场坚定不移地指明后者——这不是外交姿态，而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实践。

马杜罗夫妇的自由，已成为衡量这个时代国际法治存续与否的标尺。

中国的声明是清醒的警钟，也是正义的号角。它提醒所有国家：沉默即是共谋，纵容就是帮凶。在强权试图为”绑架”披上”执法”外衣的今天，国际社会必须用同一个声音回答——绝不接受，立即放人。这不仅是为了委内瑞拉，更是为了这个星球上所有国家共同居住的未来。

拉里，非常感谢。我先用法语开始，然后切换回英语。在加拿大和世界正经历的这一关键时刻，今晚与各位相聚，既是荣幸，也是责任。

今天我要谈的是世界秩序的一次断裂：一个令人舒适的虚构的终结，以及一个残酷现实的开始——在这个现实中，大国地缘政治不受任何约束，也不存在有效的执行机制。

与此同时，我想提出第二个观点：其他国家——尤其是中等强国——有能力建设一个反映我们价值观的新秩序：尊重人权、可持续发展、团结、主权与国家的领土完整。

弱者的力量始于诚实。我们被提醒，我们生活在大国竞争的时代；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消退；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必须承受的。修昔底德的格言被呈现为不可逃避的宿命——仿佛这就是国际关系的”自然”逻辑。面对这一切，许多国家感受到随波逐流的压力：迁就、不惹事、希望顺从能换来安全。但这不会奏效。

1978年，捷克异议人士瓦茨拉夫·哈维尔——后来的总统——写了一篇文章叫《无权者的力量》。他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共产主义制度是如何维持自身的？他的答案从一个蔬菜商开始。每天早晨，这个店主把一块牌子放到橱窗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自己不信，没人信。但他还是把牌子放上去——为了避免麻烦、为了显示顺从、为了随大流。因为街上每个人都这么做，这个制度就延续下去了——不仅靠暴力，更靠普通人对私下明知是虚假的仪式的参与。

哈维尔把这叫作”活在谎言中”。这个制度的力量不来自它的真实性，而来自每个人愿意表现得好像它是真的。而它的脆弱也来自同一根源：只要有一个人停止表演——当那个蔬菜商取下牌子，幻象就开始出现裂缝。朋友们：现在是企业和国家取下那块牌子的时候了。

几十年来，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在我们所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繁荣发展。我们加入它的机构，赞扬它的原则，并受益于它的可预测性。因此，我们得以在其保护下推行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但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有时是一种方便的虚构：贸易规则被系统性地执行，国际法被平等地适用——我们知道，执行力度因被告或受害者的身份而异。

这个虚构是有用的。一个美国霸权提供了公共产品：开放的海上航线、稳定的金融体系、集体安全以及解决争端的框架。于是我们把牌子放进橱窗，我们参与了仪式，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揭露言辞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但这笔交易不再成立。**请注意：让我说得直白些——我们正经历的是一场断裂，而非过渡。**

过去二十年间，金融、健康、能源和地缘政治的危机暴露了极端全球一体化的风险。更近一段时间，大国已经开始将经济一体化武器化——关税作为杠杆，金融基础设施作为胁迫工具，供应链作为可被利用的脆弱点。当一体化本身成为被从属化的根源时，你不能再依赖互利共赢。

中等强国所依赖的多边机构——世贸组织、联合国、气候大会进程、更广泛的集体解决问题的架构——正遭受威胁。许多国家正在得出同样的结论：它们必须在能源、粮食、关键矿产、金融和防务上发展更大的战略自主。一个不能养活自己、不能为自己供能、不能保卫自己的国家，没有多少选择。当规则不再保护你时，你必须保护自己。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趋势的走向：一个由堡垒组成的世界将更贫困、更脆弱、更不可持续。还有一个真相：如果大国放弃规则和价值的哪怕仅仅是姿态，转而毫无节制地追逐权力和利益，交易主义带来的收益也将变得难以持续。霸权无法无限地将关系货币化。盟友将分散布局以对冲不确定性——购买保险、扩展选项——重建主权：从前以规则为基础，将越来越以承受压力的能力为锚。这是经典的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有成本。但战略自主和主权的成本也可以被分担。对韧性的集体投资比各自筑垒更便宜。共享标准减少碎片化。互补性创造正和结果。因此，对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要适应这一新现实——我们必须适应。问题在于，我们是简单地筑起更高的墙，还是能够做一些更具雄心的尝试。

加拿大是最早听到警钟的国家之一，这促使我们从根本上转变战略姿态。加拿大人知道，我们过去那些舒适的假设——地理和联盟成员身份自动带来繁荣与安全——已不再成立。我们的路径建立于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所说的”价值现实主义”之上。换句话说：我们旨在既有原则，又务实。有原则——坚持主权、领土完整、除非符合联合国宪章否则禁止使用武力，以及尊重人权。务实——承认进步往往是渐进的；利益存在分歧；并非每个伙伴都分享我们的全部价值观。

因此，我们广泛地、策略性地、睁大双眼地接触各方。我们面对的是世界本身，而非我们幻想中的世界。我们校准关系的深度，使其反映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优先广泛接触，以最大化影响力——因为世界的流动性、我们面临的风险以及接下来走向的利害关系。我们不再仅仅依赖我们价值观的力量，我们也依赖我们实力的价值。我们正在国内建设这种实力。

自就任以来，我们削减了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和企业投资税。我们取消了省际贸易的所有联邦壁垒。我们正在加速推动一万亿加元的投资，涉及能源、人工智能、关键矿产、新贸易走廊等领域。到本十年末，我们将使国防开支翻倍——并以建设国内产业的方式进行。我们还在海外迅速多元化。我们已与欧盟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加入SAFE——欧洲防务采购安排。六个月内，我们在四大洲签署了另外十二项贸易和安全协议。在过去几天里，我们与中国和卡塔尔达成了新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正在与印度、东盟、泰国、菲律宾和南方共同市场谈判自由贸易协定。

为了解决全球问题，我们正在推行”可变几何”——针对不同议题组建不同联盟，以共同价值观和利益为基础。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是”意愿联盟”的核心成员，也是人均防务和安全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北极主权问题上，我们坚定地站在格陵兰和丹麦一边，完全支持格陵兰决定自身未来的独特权利。

我们对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的承诺毫不动摇。我们正与北约盟国——包括北欧-波罗的海八国——合作，通过前所未有的投资保卫联盟的北部和西部侧翼：超视距雷达、潜艇、飞机，以及地面部队——冰面上的地面部队。加拿大强烈反对对格陵兰的关税威胁，并呼吁开展有针对性的谈判，以实现在北极的安全与繁荣这一共同目标。在多边贸易方面，我们正在推动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与欧盟之间架设桥梁——创建一个拥有15亿人口的新贸易集团。在关键矿产方面，我们正以七国集团为基础建立买方俱乐部，以减少对集中供应的依赖。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正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合作，使我们不会被迫在霸权和超大规模技术企业之间做出选择。

这不是幼稚的多边主义，也不是依赖不再名副其实的机构。这是建设能够运作的联盟——一个议题一个议题地——与共享足够共同立场的伙伴采取行动。在某些情况下，这将包括绝大多数国家。其结果是一张密集的连接网络——横跨贸易、投资、文化——我们可以依靠这张网络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中等强国必须共同行动，因为如果我们不在桌上，我们就在菜单上。

大国有时可以单独行动。它们有市场规模、军事能力和影响力来制定条件。中等强国没有。当我们与一个霸权进行双边谈判时，我们是在弱势中谈判。我们接受对方给出的条件。我们互相竞争，看谁最顺从。那不是主权。那是表演主权的同时接受从属地位。

中间地带的国家有一个选择：竞相争取宠幸，还是联合起来开辟第三条有影响力的道路。我们不应让硬实力的崛起遮蔽这一点：正当性、诚信和规则仍然是强大的——如果我们选择共同运用它们。

这把我带回哈维尔——以及活在真理中的力量。第一，说出真相。不要再援引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仿佛它仍然名副其实地运转。如实称呼它：一个日益加剧的大国竞争时代，最强大者以经济一体化为胁迫手段追求自身利益。

第二，行动一致。以同一标准对待盟友和对手。当中等强国从一个方向谴责经济胁迫，却对来自另一方向的胁迫保持沉默时，我们的牌子仍然留在橱窗里。

第三，建设我们所声称信仰的事物。不要等待旧秩序被修复。创建真正如其所宣称那样运作的机构和协议。第四，减少使胁迫成为可能的杠杆。这意味着建设强大的国内经济——每个政府的当务之急。多元化不仅是审慎，它是对外政策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通过降低对报复的脆弱性来赢得站在原则上的权利。

加拿大拥有世界想要的东西。我们是能源超级大国。我们拥有大量的关键矿产储备。我们拥有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之一。我们的养老基金是全球最大、最成熟的投资机构之一。换句话说：我们有资本和人才。我们还有一个具有显著财政能力、能够果断行动的政府。我们拥有许多其他人心向往之的价值观。加拿大是一个有效运转的多元社会。我们的公共空间喧闹、多元、自由。加拿大人仍然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加拿大可以成为一个在绝不稳定的世界中值得信赖的伙伴——一个着眼长期关系建设的伙伴。

我们还拥有一种东西：对正在发生之事的认识，以及据此行动的决心。这场断裂需要的不仅是适应。它需要对世界本来面目的诚实。我们正在把牌子从橱窗里取出来。我们知道旧秩序不会回来了。我们不应为之哀悼。从断裂中，我们可以建设更大、更好、更强、更公正的事物。这就是中等强国的任务——这些国家在一个由堡垒组成的世界中失去最多，也最有可能从真正的合作中获益最多。强者有他们的力量。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东西：停止表演的能力、说出真相的能力、建设国内实力的能力，以及共同行动的能力。这就是加拿大的道路。我们公开地、自信地选择它——这是一条向任何愿意与我们同行者开放的道路。

主持人：您说当今的主权就是承受压力的能力。考虑到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加拿大是否特别脆弱？总理：证据是我们已经能够承受压力——而且压力相当大。几个事实：自关税实施以来，我们创造的就业机会按绝对数量计算超过美国。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在七国集团中位居第二。加拿大确实存在承受极端压力的领域——毫无疑问——但从总体层面看，我们正在作出反应。根本要点在于：我们认识到旧世界不会回来了。我们可能感到遗憾，但我们不会坐等哀悼。我们正在行动——既为我们自身利益，也与他人合作——一步步地、虽有瑕疵但确实在建设一个新体系。

主持人：您认为北约是否仍保留着”橱窗里的牌子”——假装仍是旧的大西洋伙伴关系？总理：北约显然正在经历一次测试。短期来看，当务之急是加强加拿大正在做的事、北欧-波罗的海国家正在做的事、英国正在做的事、其他国家——包括法国——正在做的事，以一种综合的方式为北极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这就是测试。我不会说北约的牌子还留在橱窗里——但我们确实需要应对这个时刻。

主持人：您刚刚访问了中国。有人说这是错误——您会更依赖中国，美国也会不满。您的辩护是什么，您希望获得什么？总理：首先，这不是辩护。这是进攻——建设积极的东西。我们是为了什么，而不仅仅是反对什么。第二，有明确的护栏。当我谈到校准关系时，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些护栏之内，存在重大机遇——能源（清洁和传统能源）、汽车、农业、金融服务——互利共赢的领域。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在护栏内的伙伴关系是增值的，这就是我们所取得的成果。至于去风险：你需要一张连接网。遗漏重要节点——美国（我们已经有了）、以及中国、印度、南方共同市场、欧盟——将是一个错误。那不是恰当地管理关系。更广泛的网络让你更强大、更有韧性。

主持人：您在格陵兰问题上赢得了掌声。是否存在降温路径？总理：我强烈相信，通过讨论可以产生更好的结果——尽管方式不寻常。我们坚持我提到过的原则。任何解决方案都始于安全——格陵兰的安全，更广泛地说，北极的安全。加拿大正在切实作出贡献，并显著加大力度。北约也必须实现目标，我们正在密集努力。格陵兰人民的繁荣也很重要。最终要回到那里的人民身上，有方法在增强联盟的同时增强他们的繁荣。关于俄罗斯：俄罗斯毫无疑问是北极的威胁。我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不公正且骇人听闻的攻击，这场战争已进入第四年。俄罗斯是一个真实的北极威胁——我们需要加以防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保持持续的空中、海上和陆地存在；为什么我们在扩大潜艇舰队；为什么我们正在建设超视距雷达以防备导弹威胁；为什么我们将与北约伙伴合作。必须严肃对待威胁环境，我们的意图是保持北极稳定。

主持人：特朗普总统对”和平委员会”很感兴趣。加拿大已被邀请。您会加入吗？总理：我们收到了邀请。我们应该承认在推进这一进程第一阶段结束方面取得的进展。激活和平委员会是第二阶段的开端，这可以作为一种积极的工具受到欢迎。但我们需要完善这一工具的结构。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提到了加沙和平委员会；我们认为应使其立即运作，并应针对当前需求设计。它必须与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全面流入加沙同步推进。我们尚未达到应有状态。条件仍然骇人。在治理和决策方面存在可以改进的方面，我们将与其他方——包括美国——合作改善局势，并朝着真正的两国解决方案迈进。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特朗普和许多人谴责”全球主义”。你被视为全球主义者——高盛出身、央行行长、在多国生活过。全球主义是个真实的东西吗，它结束了吗？总理：理解世界如何运转、欣赏其他文化、珍视我们通过技术、贸易、投资、文化相互连接的方式——这些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帮助解决问题。脱离你所在的环境和社会需求——对此有对应的说法。我不确定”全球主义”这个词是否恰当。我们正在发现的是，许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希望借助伙伴关系来实现各自公民和世界范围内的目标。当下的召唤是：认清真正发生的事，并汇集资源以惠及公民。它不会在覆盖整个地球的意义上是”全球的”——但它可以更有力量。好的，总理，非常感谢。

2月4日，上海市政协委员曾宪一在谈到未来教育改革时表示，随着出生人口减少，取消中高考是早晚的事。他认为当前考试很大程度上是“伪考试”，主要考察记忆能力，难以体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呼吁推进弹性学制改革和中小学一贯制办学。

曾委员的这一言论，很快引发热议。有人指责他站着说话不腰疼，认为高考仍是大部分普通家庭孩子唯一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也有人认为他的建议直击当前教育痛点，取消中高考是大势所趋，他不过是不惧非议把它说了出来。

曾委员的说法有个重要前提——随着出生人口减少，中高考的选拔功能会大大地弱化。这一推论并非空穴来风，已有地方实现全员直升普高。

浙江嵊泗县从去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面取消了中考选拔功能，初中毕业生100%可升入普通高中。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该县266名填报普高的初三毕业生全部录取，县域普高就读率达 81%。

当地之所以开这个先河，也是现实所迫。公开数据显示，截止2024年末，嵊泗县全县人口不足7万人，全年出生人口仅有138人，人口已连续27年呈负增长。如果后面出生人口持续低迷，高中只会更加招不满，还谈什么分流呢？全面取消中考，不过是为普高强行“续命”而已。

全国范围来讲，像嵊泗这样的人口小县还有不少，面对严峻的老龄化、少子化形势，取消中考也是无奈之举。但大部分地区，短期内高中学位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过剩，普职分流仍有必要，也就不可能全面取消中考。

如果说，取消中考尚且因地域和人口差异，有可接受之处，取消高考的涉及面就太广了，争议也更大。

从人口层面看，2025年我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335万人，较2024年减少了7万人，系2017年以来首次下降。从理论上讲，当人口越来越少，若干年后也会出现大学招不满人，不用高考都能上大学的情况。

曾委员说，取消中高考是早晚的事，关键是多早。未来几年中，高考人数可能会因生源减少略有下滑，但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后的生育小高峰人口成为高考适龄人群，高考人数会在2030年后继续维持几年高位。而随着近几年出生人口断崖式下滑，高考人数将在2040年前后进入长期下行通道。短期内看，至少未来十余年中，高考人数不会有太大幅度变化，所以这个时候以人口减少为由谈全面取消高考，为时尚早。

更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全面取消高考，那高校用什么方式录取学生呢？不少人提及，很多发达国家也没有全国层面的统一高考，高校都是自主招生，是否可以参照他们的模式呢？这个话题很早前就有过大量讨论。

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打破一考定终身，评价标准变得主观和多元后，如何保持选拔过程的公平公正？即便程序上完全合法合规，没有暗箱操作，又如何保证普通家庭有足够的资源跟优势阶层的家庭竞争呢？

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广阔视野，不是与生俱来的，背后是家庭的悉心培育。出生优势阶层的孩子，所拥有的不仅是经济资本，还有代际传递的文化资本，从小在艺术氛围和精英文化里耳濡目染，起点比普通孩子不知高出多少。当多元化的评价标准由优势阶层来制定，他们的后代很容易继续垄断精英席位。

所以，很多人坚信，目前阶段，高考仍是唯一相对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考试。当普通家庭的经济条件、信息获取能力、文化资源等全面处于劣势时，如果要取消高考这一选拔通道，不妨先问一句，他们的孩子还有其他上升路径吗？

当然，曾委员提到现在的考试主要考记忆能力，难以体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没说错。网上很多人调侃，高中三年是人生的“智力巅峰”，可这三年在未来的生活工作中，对我们带来多大的实际帮助？

如果教育继续以高考指挥棒为核心，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可能很难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其实，在当前教育制度下，农村家庭乃至普通家庭的孩子，想通过考试来“改命”的难度也变得越来越大。

早有相关调查显示，北大、清华等知名大学中出自农村家庭的学生比例，有持续下降趋势。所以，无论中高考取消与否，选拔公正都是无法无比的问题。

大学学位再怎么过剩，顶尖大学的学位总是稀缺的，没有高考，也会有其他选拔方式。任何关于取消高考的讨论，若不能先解决“如何保障底层上升通道”的问题，都容易触动社会的敏感神经。